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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头村的老槐树 文/杨光明
我去华阴那天,心里头没什么目的。就是听人说,罗敷那儿有个台头村,村里有棵一千三百二十七年的老槐树。说实话,这个数字一出来,我就坐不住了。一千三百多年,那是什么概念?我想都不敢想。到村里的时候,是下午。太阳斜着,光打在南边的巷口。我先碰见的,是八十一岁的杨老汉。他就蹲在自家门槛上,手里捏着个旱烟锅子。我凑过去问路,他没急着答,先朝南边努了努嘴:“你找那棵树吧?东南经套那儿。”我说大爷,经套是啥?他笑了,烟锅子在地上磕了磕:“你年轻人不知道。早先这村子叫拱翠堡,明朝时候修的,城墙老高。底下宽十二米,上面十五到二十米,城门楼上还挂着匾。南门写‘拱翠堡’,里头还有块‘金汤永固’——金汤永固你懂吧?就是铁打的。”他比划着,手抬得很高。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,眼前只有一排新盖的楼房和水泥路。城墙早没了,他比划的那道墙,像画在空气里。“城墙外头是深壕,”他接着说,“里头是环城道,就叫经套。那树就在东南经套。现在你走的这条东南巷,就是原先的根脉。”他用了“根脉”这个词。我心里头动了一下。后来我找到了那棵树。怎么说呢,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,我愣了一下。不是因为大——当然也大——是因为它长得太“人”了。树皮皴裂,一条一条的沟壑从上头一直拉到底下,长满了绿苔,像一张老得不能再老的脸。十二米高,胸围四米多,你站在它跟前,不自觉地就把呼吸放轻了。它就长在一户人家的东窗台下。那家主人叫老牛,八六年把房盖在它对面。我敲门的时候,老牛正在院子里洗菜,听我说来看树,把湿手往裤子上蹭了蹭,领我上了二楼。二楼屋顶探着一枝老槐杈子,东边那枝都快耷拉到地上了。我伸手摸了摸,树皮粗糙得硌手,可上头长出来的新叶,嫩得发亮。“我家翻修了两回,”老牛说,“每回都给树让地方。你看那院墙,比邻居缩了七十公分。”七十公分。我看了看那道墙,又看了看树。一千三百多年里,这棵树见过多少回这样的退让?见过多少人,在它跟前把自己的房子缩一缩,把路绕一绕?老牛说,他小时候这儿尽是猪圈、老巷子,窄得就能过个牛车。现在巷子宽了,路也硬了,只有这棵树还在这儿,跟个老汉一样,不言不语的。我在树下坐了一会儿。老牛给我倒了杯茶,蹲在旁边,说起村子名字的来历。他说,明嘉靖三十四年腊月,华州大地震,离这儿就二十来里地。震前有个白胡子老汉讨饭,地主家的丫鬟心善,偷偷给了个馍。老汉叫她瞅着门口石狮子眼睛红了就赶紧往东跑。“有天傍晚,”老牛的声音放低了,“天冷得很。丫鬟关门的时候猛一瞧,石狮眼睛真红咧!她抓起衣裳就往外跑。跑到一处才扣上纽子,跑到拱翠堡一抬头,地就震开了。房倒屋塌,可她还活着。”她后来哭的地方叫“哭水”,雅化成“敷水”;扣纽子的地方叫“纽子”,慢慢念成“柳枝”;她抬头那地儿,就叫“台头”。老牛讲完,把茶根儿泼在地上。我说这跟史书可能对不上吧?他笑了笑:“对不上就对不上呗。那份善心,传了一辈又一辈,比史书准。”我抬头看了看树。一枝越过屋顶,一枝垂到门前,伸手就能够着槐角。一千三百二十七年的光阴,就浓缩在这个动作里——一伸手,就够到了唐朝。我突然觉得,这棵树不是什么风景。它是这个村子的良心。城墙会平,房子会拆,路会改道,可它一直在那儿。那个丫鬟往东跑的时候,它在这儿;老牛家翻修房子给它让地方的时候,它在这儿;我坐在这儿喝茶、听故事、心里头一点点软下来的时候,它也在这儿。树有多高,根有多深。这话人人都说,可你今天站在这儿,看着那道退了七十公分的墙,看着那枝快耷拉到地的老杈子,你就明白了——根不光是地底下的。根还是人心里头的。那份善,那份让,那份“我就在这儿守着”的笨劲儿,才是真正的根。临走的时候,我又回头看了一眼。老槐树在风里晃了晃叶子,没什么动静,像个老汉点了点头。一千三百二十七年。它什么都不用说。它自己就是那个故事。
作者简介
[color=rgba(0, 0, 0, 0.9)]杨光明,副高级研究员,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,渭南市作协会员,华阴市作协会员,陕西省华阴延安精神研究会员,有多篇文章见于省市报刊并获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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